文丨行业观察
将电商平台定义为“绞肉机”与“特殊中间商”，并指责其消灭了传统零售商，这番激烈的措辞背后，实则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在当下的剧烈碰撞。这位多次登顶中国富豪榜的企业家，其言论的核心并非单纯的商业吐槽，而是代表了依赖自然资源与线下渠道的传统势力，对平台经济崛起的深度焦虑。
从2024年底批评价格体系破坏产业，到2025年初将四大平台比作掠夺者，这种情绪的递进并非空穴来风。在其商业版图中，九成营收深耕线下，电商占比长期被压缩在5%左右，这种业务结构的单一性，使得其对平台流量的分配机制有着天然的排斥。然而，若抛开立场看本质，这实则是哈耶克经济学命题的现实投射：自由竞争性经济体与资源收租型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财经界对此早有定论：只看到平台收租的表象，却忽视了其作为市场发现过程的巨大价值，无异于“看到了疾病，却给错了药方”。电商平台并非单纯的“中间商”，而是通过激烈的市场试错，不断挖掘交易机会、提升流通效率的创新集合体。
真正的分野在于：一方是通过技术创新和重资产投入创造增量，另一方则是依托对公共自然资源的排他性占有获取存量红利。当“搬运工”指责平台是掠夺者时，市场更需要冷静审视两者对社会的真实贡献与回报机制。
事实上，电商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发现过程”。市场经济的最优解，往往隐藏在无数企业家的分散试错之中。中国电商二十年的演进，从早期B2B到直播带货，每一次商业形态的跃迁，都是对未知商业机会的捕捉。
创新试错与增量创造
对于电商从业者而言，平台的增长逻辑并非预设，而是激烈竞争的产物。以抖音电商为例，其GMV从2020年的5000亿元飙升至2025年的4万亿元，仅耗时5年。相比之下，阿里巴巴达到同等量级用了19年，京东用了20年。这种指数级的增速，验证了短视频与交易融合这一全新商业形态的巨大潜力，这是任何计划经济手段都无法预判的“发现”。
批评者往往只看到了平台当下的盈利，却选择性忽视了其背后的巨额基础设施投入。阿里巴巴年营收近万亿规模，但其在云与AI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超过3800亿元；京东自2017年转型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研发投入近1700亿元。这些资金被用于构建物流自动化、支付安全及算力底座，构成了整个商业社会运转的“水电煤”。
在就业吸纳上，平台经济的“造血”能力同样显著。仅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一年间，抖音电商就带动了536万新商家和511万新达人就业，其中超8万商家直播成交额破百万。纵观全行业，电商相关从业人数早已突破6000万。这些岗位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平台在降低交易门槛、连接供需两端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平台通过缩短交易链条、加速资金周转，显著提升了社会经济的循环效率。目前网络零售已占社零总额超30%，这意味着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得到了质的飞跃。此外，通过“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平台激活了广阔的下沉市场。抖音电商产业带商家售出的188亿单源头好物，就是对被传统体系忽视的价值空间的有力填补。
电商平台交易的流量、数据与注意力，本质上并非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而是技术与模式创新创造出的新生经济空间。这种基于自由竞争而非资源垄断的经济体，其合法性的根基正是在于持续的增量创造。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平台虽然存在流量成本高企等问题，但不能因此将其简单定性为收租型中间商。从双寡头到多强并存，2023年快手GMV突破万亿，这恰恰证明了平台围绕成本、效率与体验不断试错的有效性。垄断地位往往是市场对阶段胜出者的奖赏，而这种奖赏是暂时的，任何停滞不前都会被新的竞争者取代。
资源红利与隐性壁垒
反观所谓的“大自然搬运工”，其商业模式建立在截然不同的逻辑之上。优质水源属于公共自然资源，是企业无法创造的原生禀赋。农夫山泉在千岛湖、长白山等地的布局，实质上是凭借先发优势锁定稀缺资源。
虽然品牌建设与渠道管理值得称道，但必须承认，这种模式的核心壁垒在于对水源地的排他性占有。一旦获得特定水源的取水许可，便形成了天然的物理垄断，这与电商领域时刻面临技术迭代的开放竞争形成了鲜明对照。简言之，电商在做大蛋糕，而搬运工在切分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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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结构分析，这种资源红利的变现能力极为惊人。一瓶售价两元的水，其水源成本微乎其微，主要成本集中在PET包装、运输与营销。极短的价值链路决定了其对社会整体价值的贡献相对有限，却凭借对公共资源的廉价占用，获得了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回报。
关于平台“低价内卷”的指责，实则是对市场竞争机制的误读。低价是消费者主权的选择，也是倒逼供应链升级的动力。真正需要抵制的并非低价本身，而是劣质产品。将“产业生态”作为护城河，本质上是在维护低效的旧有秩序，抵制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精髓。
竞争的本质应当是奖励创新与效率，而非奖励对公共资源的简单占有。电商平台的利润是对高效交易生态的回馈，而部分资源型企业的超额利润，则包含了对全民资源租金的私人截留。
资源税制的公平性追问
财报数据显示，农夫山泉2025年营收突破525.53亿元，归母净利润高达158.68亿元，毛利率攀升至60.5%。这意味着每100元销售额中，就有超过60元为毛利，净利超过30元。在消费品领域，这种盈利能力甚至超过了众多高科技企业。
一边是占据自然资源却无需支付高昂对价，另一边是激烈竞争中仅收取微薄服务费，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中间商”，答案不言自明。依据《水法》，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然而，现实中的资源使用成本却与其商业回报严重倒挂。
以农夫山泉丹江口工厂为例，其年取水总量高达572.9万吨。尽管水资源税改革已在全国推开，但多数地区地表水税率仅为0.1~0.35元/吨。即便按高标准计算，一瓶水的取水成本也不到0.0022元。对比其逾150亿元的年利润，水资源使用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类高利润企业反而能享受政策优惠。2026年多地公告显示，农夫山泉旗下多家子公司因用水效率达标，获得了20%的水资源税减免。这种给高盈利资源型企业发放“勤俭奖”的做法，无疑加剧了公共资源收益分配的不公。
业内人士指出，水源属于全民共有，企业通过开采资源获得超额利润，理应通过税收与生态补偿机制回馈社会。当资源红利大量沉淀为私人收益，而生态保护与民生反哺资金不足时，制度优化便势在必行。
“请农夫山泉交水资源税”的呼声，实质上是对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层叩问。这不仅关乎公平竞争，更关乎共同富裕与代际公平。当首富的681亿美元（近5000亿元人民币）财富建立在近乎零成本的公共资源摄取之上时，我们必须反思：这样的财富积累模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
推动资源税费改革，让资源租金更多转化为公共收益，是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每一种商业模式都应经得起公平正义的审视，每一笔财富都应与其社会贡献相匹配。当企业自称“大自然的搬运工”时，全社会理应追问：搬运全民资源的代价，是否已经公平地回馈给了资源的主人？
文章首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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