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行业的价格内卷，正在倒逼供应链环节进行深度的差异化配置。
同一SKU商品，在订单生成的瞬间，后台系统便依据收货地址完成了货品分级：高线城市流向做工精良的“A货”，低线区域则匹配成本压缩的“B货”。这种被称为“AB货”的发货策略，已从个别商家的灰色操作演变为行业通行的潜规则。
以服饰和日用品为例，实体渠道的货品往往在质感和工艺上优于电商渠道，同链接下的发夹甚至会出现规格差异，这并非个案，而是基于数据模型的精准分发。
这正是电商领域长期存在的“AB货”现象。
这一概念虽非新生事物，但近期已从后台隐秘操作转向台面化讨论。据媒体披露，广东揭阳与上海两地消费者在同一店铺购买同款电饭煲，上海方收到的是不锈钢内胆的新款，而揭阳方收到的则是涂层脱落的老旧款，价格与链接完全一致。
当消费者进行投诉维权时，往往遭遇商家以“特价款”为由的推诿，且同类投诉多达五十余起，这表明该现象具备显著的数据特征，绝非偶然。
探究这一现象的底层逻辑，需要分析商家与品牌方在成本与风控之间的博弈，以及其所折射的行业信号。
基于收货地址的品控差异化策略
一位年销过亿的服装类目商家算了一笔经济账：一款售价79元的打底衫，采用精梳棉与双针锁边工艺的“A货”成本约为35元，而采用普通棉与单线工艺的“B货”成本可控制在20元以内。
若日均订单量为1000单，全发A货的日毛利为4.4万元；若将其中50%替换为B货，日毛利可提升至5.15万元，年化毛利差额超过270万元。
这套模型成立的关键在于退货率的可控性。数据显示，发往县乡地区的B货退货率稳定在2%以下，而同款B货发往一线城市的退货率则可能飙升至20%。
“这并非盲目发货，而是基于地址维度的精准风控。”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打法在业内已形成成熟方法论。
该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11年至2014年电商渠道下沉期，商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城乡消费者在维权能力与退货意愿上的显著差异。
一线城市消费者对品质敏感且维权意识强，差评直接影响店铺权重；相比之下，县乡消费者因退换货物流成本高、流程繁琐，往往对瑕疵品具备更高的容忍度。
2015年后，随着平台算法的迭代，用户画像标签化更加精准，商家开始利用数据工具对消费者进行分层。
系统在获取收货地址后即自动判定用户层级：高线城市被标记为高风险、高敏感区，优先配送A货；县乡地区则被认定为高容忍区，成为B货的主要去化市场。
2019年直播电商爆发后，这一逻辑被进一步标准化：直播间展示的是精修A品，实际发货则根据地址随机混发。
据从业者透露，目前的颗粒度已细化至“同城不同区”：市中心匹配A货，郊区匹配B货，偏远乡镇则可能降至C货。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指出，实现“地域AB货”需要针对不同市场进行独立的采购、仓储与发货规划，这绝非发错货，而是一套严密的系统工程。
品牌方的供应链分级与渠道博弈
需要厘清的是，并非所有“同款不同质”的现象都是主观恶意的“AB货”策略。
今年5月，测评博主小白叔通过向深圳、德州及黄梅县发货测试发现，大部分商品差异属于正常的品控波动，但在拖鞋和棉裤品类上，发往低线城市的商品确实出现了颜色偏差、松紧带失效等共性质量问题。
博主据此判断，当特定区域集中出现相同质量缺陷时，已超出随机概率，暗示存在人为干预。但他也承认，要证实系统性的“地域歧视性发货”，仍需更大样本的严谨数据支持。
除了人为分级，供应链端的分散化也是导致质量波动的重要原因。服装电商从业者陈瑜指出，当前市场产能过剩，一款爆款往往由数十家工厂同时生产，商家为了极致压缩成本，采取低价中标策略，导致品控参差不齐。
无论是主动的分级发货还是被动的供应链失控，最终结果都是消费者在同一链接下获得了不对等的产品体验。
这一问题已引发广泛关注。据消费保平台统计，2025年平台受理电商投诉76万余件，涉案金额11.09亿元，投诉解决率仅为31.85%。
如果说中小商家的混发更多源于成本压力，那么品牌方推行的“电商专供”则是另一种更高阶的分级逻辑。
长期研究电商权益的分析师姚建芳将“电商专供”乱象归纳为三类：同款不同质、同牌不同质以及违规授权，其本质是品牌方在渠道冲突中的权衡。
品牌方为了维护线下经销商的价格体系，同时保持线上渠道的价格优势，专门开发了一套“外观相似、参数减配”的产品线。
以家电行业为例，曾有调查显示，电商专供版冰箱的保温发泡层厚度为3.5厘米，而实体店同款为5厘米，这直接导致能效等级差异；背板材质也由钢板降级为塑料板。
尽管这些案例已过去一段时间，但其背后的商业逻辑依然有效。通过型号差异进行物理区隔，既安抚了线下渠道，又利用外观相似性蹭上了旗舰产品的流量。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知情权往往被牺牲。
这种“分层供货”的思维并非电商独有。中国自2016年推行的“同线同标同质”政策，侧面印证了“面向不同市场提供不同标准产品”是长期的产业惯性，电商AB货不过是这一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投射。
监管重塑与行业转型的临界点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价格战严重压缩了利润空间，导致“AB货”现象频发，品质成为了最先被牺牲的变量。
平台在治理上也面临商业利益与监管动力的博弈。商家常通过退款补偿、更换链接、店铺重组等手段规避处罚，这种打地鼠式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平台的处罚力度。
在此背景下，监管层正着手构建更为系统性的制度约束。
2025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推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制平台核查厂名厂址及执行标准，并推广溯源码。该规定于同年12月以总局令第110号公布，定于2026年12月1日正式实施。
进入2026年，监管力度进一步收紧。全年计划抽查1.6万余批次产品，覆盖173个重点品类，直指“网售乱象、低价低质内卷”，意在引导行业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型。
这一转折点既蕴含风险也孕育机遇。
市场博弈的速度往往快于规则制定，若任由信息不对称存在，AB货模式将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指出，这种商业逻辑若长期存续，将侵蚀基于品质建立的商业伦理，最终损害行业的创新动能与升级能力。
但这也正是行业洗牌的窗口期。当监管部门将AB货治理与“反内卷”挂钩时，解决方案将超越个案处罚，转向重构价格、品质与信用的平衡机制。
针对不同支付能力市场提供分层产品是商业常态，这种策略本身不会消失。
真正会被彻底压缩的，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欺瞒的操作空间。